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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苑制”“书院制”:通识教育两种校园管理模式

作者:李本义 黄河   来源:      发布日期:2022-05-05   浏览:

进入新世纪,国内一些高校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开始深入推进教育教学创新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大力开展通识教育。这些高校在通识教育改革的过程中,从人才培养的实际出发,探索出“习苑制”和“书院制”两种通识教育校园管理模式。其中推行“习苑制”管理模式的高校有湖北大学,推行“书院制”管理模式的有港台相关高校和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习苑制”和“书院制”是目前我国高校通识教育的两种校园管理模式,是与学院制相匹配的基于学生生活园区建设和大学生自主发展的教育管理制度,也是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探索。“习苑制”与“书院制”管理模式可以弥补现代大学以学科和专业为中心培养学生的缺陷;建构不同的“习苑制”与“书院制”文化特色和内核是“习苑制”与“书院制”建设的内在要求和价值彰显,是满足学生个性化成长、培养多样化人才的本质要求,都是实现“全人”教育的重要平台,是培养适应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的积极探索。

一、“习苑制”与“书院制”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

“习苑制”和“书院制”已成为当前我国高校实施通识教育的两种校园管理模式。要探讨这两种校园管理模式,首先应弄清“习苑制”和“书院制”是什么以及这两种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

(一)“习苑制”和“书院制”是什么

1.“习苑制”概念界定

“习苑制”中“习”字源自《论语·学而》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习”的繁体字为“習”,从。《说文解字》里说:“习,数(shù)飞也。”“数飞”就是多次飞翔的意思。所以“习”的本义就由小鸟在阳光下反复练习飞翔,引申出对文化知识、技能等学习后,要经常在生活中实践并养成习惯,旨在强化实践。可见,古人早已意识到知行合一的重要性。如果学到知识却不经常实践,表现为“读死书、死读书”的机械活动,只能培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用“习”作为关键字旨在体现通识教育注重知识传授与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注重在实践中全面锻炼、培养和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苑”的造字原则为形声字,从艸,夗(yuàn)声,“夗”意为“敞开的”“敞口的”。“艸”与“夗”联合起来表示“敞开式植物园”“没有篱笆门禁的苑囿”“动物的自然栖息保留地”。本义为养禽植树的地方,后来多指帝王游乐打猎的地方,现代也引申为“学术、文艺荟萃之处”。“苑”着重在于强调敞开的、自由的文人墨客聚集之所,赋予学习之地更多的典雅和别致意境,更加强调对学生的文化引领、人格养成和能力培养。

“习苑”以“习”和“苑”作为关键字,意蕴为在一个人才汇聚、环境雅致的地方开放办学,学生广泛学习,学思结合,忠实实践,知行合一,在实践中强化人格塑造、知识学习和能力锻炼,促进学生在科学基础、实践能力和人文素养诸方面融合发展,力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更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习苑制”为湖北大学成立通识教育学院时独创的一种校园管理模式。在习苑制管理模式中,学校采用大类招生,学院和专业被进一步淡化,不同专业背景的同学以习苑为单位进行为期一年的集中学习和管理,打破过去大学教育“专业视域”“知识视域”的局限和学科壁垒,实现学生的学科交叉和知识融合,营造一种有利于开展通识教育的良好氛围。同时为确保大一新生从通识教育向专业教育的完美过渡,习苑又在教学管理、学生思政工作、朋辈教育等方面紧紧依托各学科性学院的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持,为学生进入专业学习打好基础,真正构建习苑管理和学院管理衔接配合、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

学院自办学以来就采用“习苑制”校园管理模式,即从学生进校的当天起,就把不同学科背景的大一学生按200人左右的规模融合在一起组成一个习苑,作为学生管理和教学的基本单位,并为每个习苑配备一名专职辅导员和联系习苑的院领导,旨在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指导学生更好的学习、生活和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学院成立了正心苑、崇善苑、润德苑、里仁苑、明志苑、立学苑、思睿苑、习坎苑、求索苑、笃行苑、弘毅苑、思齐苑、明俊苑13个“习苑”,每个“习苑”都被赋予了不同的价值诉求和德行追求。[1]“习苑制”是湖北大学为加强实践育人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提高学生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重要性的认识,拓宽学生视野,营造有利于开展通识教育的良好氛围起到了积极作用。

2.“书院制”概念界定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是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有别于官学的独立的教育机构,是中国士人的文化组织,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是传承文明、传播思想和文化的载体。书院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始于唐,兴于宋,盛于元,衰于明,废于清末,历时千载,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教育的产物。唐末五代时期的中国,“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读书士子,穷居草野,无由出身”“宋既统一海内,乱世渐平,文风日起。士子纷纷要求就学读书,国家也需要大批人才,但由于国家仍需要集中力量征讨,尚无暇顾及文化教育,也无充足的实力兴学设教,无法满足士子读书的要求”[2]。在这种情况下,一批由私人创办的书院便开始出现。中国最早的官办书院是始于唐朝(唐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在东都洛阳设立的丽正书院。至宋朝,书院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宋代书院兴于范仲淹执掌南都府学之时,尤其是庆历新政之后在北宋更是盛极一时,出现著名的四大书院,即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南宋时期,由于程朱理学的发展,书院逐渐成为学派活动的场所,再加上官学流于形式造成文化教育不振、科举制度腐败导致士学风气堕落、以及佛教禅林的影响和南宋印刷术的持续发展,都为推进书院教育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南宋时期的书院已从办学宗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师聘用、学生来源、经费筹措、组织管理等方面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有力推动了书院的制度化建设。

元朝书院制度更为兴盛,专讲程朱之学,并供祀两宋理学家。明朝初年书院由盛转衰,直到嘉庆三年(1524年)王阳明开始书院讲学,次年又在绍兴创建阳明书院,立院讲学致书院再度兴盛。明代书院曾发展到一千二百多所,其中最著名的有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曾培养了杨涟、左光斗等一批不畏阉党权势、正直刚硬廉洁的进步人士,他们被称为“东林党”。后因书院自由讲学,批评时政、抨击宦官专权,成为思想舆论和政治活动场所,书院在残酷的政治高压下惨遭摧残而逐渐没落。满清入关统治中国后,对书院总体采取抑制政策,虽雍正时期对书院采取鼓励政策,使书院一度达到二千余所,但到清末庚子新政时掀起全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运动,其中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致书院制前途暗淡。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9月4日,清政府下令将全国书院改制为新式学堂,书院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书院在中外教育发展史上独具特色。自唐宋以来,书院为中国的教育、学术、藏书、出版、建筑等文化事业的发展,对民俗风情的培植、思维习惯及伦常概念的养成等都作出过重大贡献。书院大多自筹经费建造校舍,教学采取自学为主、共同讲习和教师指导为辅相结合的形式,目的不是为应试获取功名,而是为培养人的学问和德性,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仅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学术文化发展、人才培养起过巨大的推进作用,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与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且随着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书院制度也被移植到国外,为传播中华文明、促进中外文化结合,进而推进世界文明的向前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今天的“书院”不仅是一种教育形式,也是现代大学制度创新和组织改革的重要内容,涉及大学生活社区建设、大学功能定位和教育发展目标等方面。将大学生生活园区纳入整个教育教学系统中,通过加强通识教育和隐性教育配合专业教学开展学术及文化活动,鼓励不同背景的学生互相学习交流,实现文理渗透、专业互补,弥补专业教育忽视学生全面和个性发展的弊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书院不是一个独立的功能性组织机构,也不是实体行政机构,而是文化组织或由学生参与的自组织系统,通过潜移默化的渗透、濡染功能,发挥校园文化的教育影响力,实现组织职能,承担起学生生活社区文化建设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工作。

“书院制”管理模式是在继承中国古代书院“师生共处、学生互助”的传统基础上,借鉴国外住宿学院制度建立的一种对学生实施通识教育,并承担学生思想品德、行为养成等方面教育的新型学生管理模式。“书院制”贯彻以生为本的理念,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以文化教育平台建设和校园文化活动为主要手段,通过非形式教育、多元文化交流和社会实践活动丰富高校教育文化资源,填补学科专业教育的不足,实现高校全方位育人的教育目标,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提高。

(二)“习苑制”和“书院制”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

1.“习苑制”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

在学生管理方面,“习苑制”强调学生的养成教育和习得教育,在学生规范行为的基础上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和品行[3]。“习苑制”管理模式有三大显著特征:

(1)强调文化品位,注重内在校园文化引领

“习苑制”注重通过习苑名称建立相应的文化体系和制度,构建“打破单一专业,提倡学科交叉”的学术研究氛围,建立以培养“崇文化、尊德性、重理想、能担当的杰出本科人才”为目的的校园文化,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经典文化、中国现当代文化与西方现当代文化、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有机融合。湖北大学通识教育学院打破以往大学教育“专业视域”和“知识视域”的局限,新生从大一进校起,便被统一安排在通识教育学院进行学习。学院以习苑为管理单元,将不同学科背景、不同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的200名左右同学融合在一起。各习苑辅导员根据习苑名称建立相应的习苑文化和管理制度,改变传统学院管理模式,以习苑为单位开展学习、娱乐和各项文化活动。各习苑注重通过自身习苑标志与装饰的文化功能,各类人文与科学讲座、社团与文化交流活动充实习苑文化。可以说,习苑是文化育人的生活园区,是师生共享的公共空间,是学生自我管理的教育平台。通过习苑模式增强学生对其他学科的好奇与敬畏,强化向外看的敏感与走出去的勇气。

(2)强调生活品质,倡导学生做有德行之人

无论是习苑名称还是习苑管理实际措施中,都渗透着一种崇高价值追求,它们将学生的德行培养与生活品位结合在一起,让学生在有品位的大环境中砥砺德行,逐渐成长为有品位之人。各习苑都设有学生自我养成教育委员会,这个自育组织全部由学生组成,履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各项职能。其可以自由组织各类社会活动,也可以民主决定各自习苑的风格、特色,自行设计和管理习苑的公共空间。无论是各习苑的价值诉求还是各习苑的日常管理,都渗透着独特的价值和德行诉求,强调学生养成教育与习得教育,在日常生活中注重习惯的获得和品格的养成,倡导优雅、典致的生活,通过加强住宿管理,开展寝室风采展示大赛、内务检查评比、文明寝室创建,增强学生自理意识,将学生的品格培养与生活习惯结合起来,将生活环境与品格塑造融为一体,在培养学生良好行为的基础上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和品行。学院为每个习苑都相应配置了不同个性的辅导员,有的喜好诗文,有的注重逻辑,有的爱好体育,这些独特的气质品位也会在无形之中影响学生的生活品位,促使学生努力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

(3)强调能力锻炼,培养学生学习与实践能力

学习能力是大学生走向社会、适应社会的前提和基础。为解决应试教育体制下学生应试能力较强而社会适应能力较弱的问题,避免学生远离社会、远离生活,锻炼学生最基本的解决问题能力,湖北大学通识教育学院以习苑为单位,在提高学生学习能力的关键期,强化学生学习能力的锻炼,多维度提高学生学习能力。学院以活动为载体,实施“领导联系习苑制度”,学院领导每月深入习苑听一次课、参加一次主题班会、走入一次寝室、开展互动式交流,做到学生学习情况及时把握;实施“十个一学生素质历练工程”,制作学生素质历练记录手册,通过量化考核,帮助学生自查提高;指导制定大学生成长与发展规划,制作规划表格,帮助学生制定目标,实行目标管理;通过主题班会,开展月末晒账单,周末晒日程,引导学生合理消费、科学理财和合理安排时间。这种独具创新的“习苑制”管理模式不仅注重学科间的联系,也方便不同学科背景学生的交流互动。除了习苑内不同学科之间学生的交流互动外,学院鼓励不同习苑的学生进行广泛交流,注重不同学科专业的交叉渗透;倡导习苑内学生的学习与生活融为一体,注重专业学习与素养历练的紧密结合。各个习苑不仅负责指导学生日常学习工作和生活,而且重视“第二课堂”“第三课堂”的实践活动,旨在真正体现专业教育与人格素养相结合的通识教育理念,从而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

2.“书院制”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

“书院制”管理模式既不是对传统的简单照搬,更不是对西方的机械模仿。古代书院讲求“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培养人偏重于儒家道德层面,西方古典学院以“全人教育”理念为指导,更注重根据学生的个性和具体特点,让学生成为合格的社会人。我国现阶段实行的书院制改革多以“通识教育”理念为指导,强调“以生为本,全面发展”,引导学生成为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具体而言,其主要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培养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书院制”在课程设置上,突破专业局限,为学生提供能够帮助其形成基本的人文修养、思想视野和精神感悟的课程,改变了过去学生在对自己和社会不够了解的情况下,一进大学就被限定在某一个学科或专业领域内的做法,打破了以前大学教育“专业视域”和“知识视域”的局限,重视通识教育,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在人才培养上突出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理念。[4]如复旦大学在成立复旦学院时就明确宣布,“复旦学院是实施通识教育的教学、研究和管理机构。学院汲取国内外一流大学本科生培养的经验,始终坚持以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为目标”“传递科学与人文的精神,培养学生具有完全的人格,领悟不同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养成独立思考和探索的习惯,对自然和社会有更高境界的把握”。[5]

(2)注重发挥寝室育人功能

目前我国高校学生寝室的调配和纪律管理等由学生工作部门负责,日常的安全和卫生等则基本上由学校的保卫、后勤、物业部门负责,每栋寝室的日常管理和服务人员只有1-2人,基本上只发挥着门卫的作用。大部分自修的学生都选择离开寝室,到图书馆和自习室进行学习。而白天留在寝室的有些学生在玩电脑游戏和睡觉,学生寝室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教育作用。

哈佛大学前校长洛厄尔认为,大学教育不应仅仅局限在课堂中进行,而且还应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大学为年轻人创造一个优良环境至关重要。大学生人格不仅仅取决于所接受的教育,在很大程度还取决于与他们一起生活的良好同伴的氛围。不同班级、不同类型的本科生与导师们在同一个园区里生活,在同一个餐厅里就餐,全面的接触、惬意的交谈、深厚的友谊就会建立起来。[6]书院的人员包括不同专业的学生,以及常任导师、学业导师、兼职导师等,将学生事务管理的重心从学院转到以学生寝室为核心的学生区,为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以及导师营造了一个关系密切、互动交流的良好环境。各专业学生交叉居住,理、工、文等不同学科思想的交流与碰撞,给学生提供了广阔的知识天地和成长空间。即便一些学生相互间不能进行学术交流,但长时间的共同生活无疑会使他们对彼此所学的专业不再陌生,学习兴趣得到培养,眼界不断开阔。

(3)推行导师制实现全方位育人

“书院制”推行导师制的管理模式。除了少数特邀导师外,主要由教授和副教授担任学业导师,由辅导员等学生工作人员担任生活导师,从而整合教育教学和学生管理两支队伍的资源,构建书院导师队伍体系。导师一人带3-5名学生,实行学生和导师的双向自由选择。导师来源也打破专业界限,全校的教师资源被整合在一起,学生可以在书院平台上接触不同学科专业的老师。如复旦大学希德书院2012级导师148人,其中教授、副教授101人,近70%的导师具有高级职称。[7]西安交通大学彭康书院,学生有三类导师:一种是生活导师(辅导员),他们主要帮助学生解决日常生活及心理困扰方面的问题;第二种是专门为大学生解决学业问题的常任教授;第三种是兼职导师,由表现优秀经验丰富的高年级学生担任,主要是实施朋辈教育。[8]复旦大学所有导师和西安交通大学常任导师都要入住书院,和学生同吃同住,随时解答学生的疑问,他们对学生的性格养成、学术兴趣、价值取向等都会产生积极影响,是联系通识教育第一课堂和书院生活的桥梁。

“习苑制”和“书院制”两种校园管理模式虽有所不同,但都蕴藏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习苑制”是湖北大学成立通识教育学院时独创的一种校园管理模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书院制”是历史的产物,经过与时俱进的发展,赋予了新时代人才培养的重要使命。“习苑制”和“书院制”共同成为新时代大学制度创新、教育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的两种通识教育校园管理模式。

二、“习苑制”与“书院制”管理模式的实施现状

作为通识教育校园管理的两种模式,“习苑制”和“书院制”在国内一些高校中得到推行。通过实践,优化了通识教育校园管理模式,丰富了学生学习与生活、习苑(书院)与学院的关系,促进了高校教育教学创新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

(一)“习苑制”管理模式的实施现状

“习苑制”管理模式是实施通识教育改革的有益探索。如湖北大学通识教育学院采用“习苑制”管理模式,是该校教育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具有鲜明特色。习苑既是学生管理的单元,也是学生从事集体活动的重要载体之一。

1.“习苑制”管理模式的基本理念和目标

湖北大学通识教育学院从2011年办学至今,经过不断探索实践,形成了以“人格塑造、知识学习、能力锻炼”为核心三要素的人才培养理念,在重点突出通识教育的基础上,开展了宽口径、厚基础的专业教育,确立了以通识精神引领专业教育的教育新思路,旨在进一步促进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学生个性发展与全面发展的有机结合。

在管理理念上,传统的高校管理模式强调的是高校作为管理主体的“管理”,而现代教育理念认为学生才是整个教育教学活动的主体,高校和教师应该成为新主体的服务者而非管理者。“习苑制”管理模式在施行管理过程中更加注重对学生个体差异的关注,既严格管理,又贴心服务,加强对学生的关怀。在管理目标上,“习苑制”管理模式不仅更新了管理理念,还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推进学生的主体性教育,将学生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习苑设置、运行机制及软硬件设施配置等内容设计过程中都坚持和秉承这一理念和目标。

2.“习苑制”管理模式下学习与生活的关系定位

学习和生活是学生校园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与生活两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在“习苑制”管理模式之下,学习和生活的关系定位为:主导生活、兼顾学习。对“学习”的理解不局限于专业知识的学习,而是做广义的学习和理解,即通识意义上的学习、为人处事的学习、综合素质与能力的学习等。一方面通过学生文理渗透、多学科互补、多专业融合,让学生视野更宽、交流更广;另一方面,依托各类学生组织,配合学校教学上的学分制,开展各项形式多样、活动内容丰富的“非形式教育”(即非课程形式)活动。如此,将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引领学生全面适应和理解大学的学习与生活,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习思维、综合素质、基础文明、人际关系技巧、文化品位、自信心、爱心、孝心、感恩和对社会的担当。

3.习苑与学院的关系

中国大陆高校经过不断的管理结构调整,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管理机制。一般而言,教职员工系统形成了“学校层面→二级学院(职能部门)→专业系→教研室(或课程组)”的管理架构;学生系统形成了“学工部(校团委)→二级学院学工办(分团委)→专业班级”的管理架构,而且每个学生都有明确的身份——XX学院、YY专业、ZZ班级。但是,“习苑制”完全打破了原有的管理架构,湖北大学新生入校后第一年在通识教育学院进行学习,学院将不同学科背景的大一学生按200人左右的规模融合在一起组织成一个习苑,不同专业、不同班级的学生聚居在一起,原有的学科性学院、专业和班级都被淡化了,从而更有利于实施通识教育。学生在大二年级通过双向选择确定专业后进入学科性学院进行专业知识的学习。

“习苑制”作为高校管理模式的一种创新,是实现全才教育和专才教育相结合,力图达到均衡教育目标的一种学生教育管理制度。“习苑制”从管理机制上将学生的专业学习和素质培养、通识教育、思政工作分开,前者由相关学科性学院承担,后三者由通识教育学院和各习苑承担。习苑一方面协助相关学科性学院提高学生学习成绩,另一方面负责提升整体学生综合素质和个人气质,承担全部的学生日常事务。通识教育学院集中负责相关学生的管理工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教育教学管理机构,在行政隶属上是学校的一个直属单位,接受学校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的业务管理[9]

(二)“书院制”管理模式的实施现状

二十世纪初以来,我国一些高校开始推行书院制,取得一些不错的育人成效。2005年,复旦大学成立复旦学院开始尝试推行通识教育,成立志德书院、腾飞书院、克卿书院、任重书院四个书院,后于2011年新增希德书院。每个书院皆以老校长的名或字命名,均有各自的院徽、院匾、院训楹联、院旗、院歌、主题色和印有学院Logo和代表书院颜色的院服;2005年,西安交通大学试行书院制学生管理模式;2007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孟宪承书院;2008年,华东理工大学开始了社区书院制管理试点;上海大学于2011年成立社区学院,实行“住宿学院制”学生管理新模式;苏州大学于2011年设立敬文书院。

1.“书院制”管理模式的基本理念和目标

复旦校名取自《尚书大传》之“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喻示大学是社会之光,与日月同辉。学校秉持“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弘扬“团结、服务、牺牲”的精神,敦行爱国奉献、学术独立、海纳百川、追求卓越,除了着重学生的专科训练外,还培养学生慎思明辨的能力、文化意识和成为未来优秀世界公民的特质。因此,复旦大学的各个书院将“全人教育”摆在人才培养目标的首位,均有比较完善的通识教育体系,致力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品格、广博的学识、独立的思考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

复旦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包括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哲学智慧与批判性思维、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科技发展与科学精神、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等六大模块,所有模块面向全校各专业,要求学生在六个模块中各修2个学分。同时,复旦大学书院制还大力开发各类隐形课程,如院徽、院匾、院训楹联、院旗、院歌、主题色和印有学院Logo和代表书院颜色的院服等书院特有元素的设计,各种特色主题活动的开展,都具有其特殊的意义,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人际关系技巧、文化品味,开阔学生的眼界,增强社会责任感。

2.“书院制”管理模式下学习与生活的关系定位

在复旦大学,书院按学校的住宿区域划分,物理空间相对独立,包括一个区域内的宿舍和公共空间。书院内的住宿安排,基本按学科交叉和大类融合的原则。书院的功能,是全面发展的第二课堂,是实现文化育人的住宿园区,是师生共享的公共空间,是学生自我管理的教育平台,学习与生活联系紧密,不可分割。书院不仅是学生学习和生活的社区,更是塑造学生人格、培养集体荣誉感与心灵归属感之地。

每个书院都有独树一帜的文化传承,孕育出各自不同的培养目标。以各书院所特有的门匾、楹联为例,希德书院门匾取字秦汉简帛古隶,出自秦睡虎地、汉银雀山简牍,该字体脱胎于秦篆的威势,开创了汉隶的雄浑。作为一种承上启下的字体;象征着“希德书院”开创新书院制的尝试与创新。书院楹联取自湖南衡山集贤书院“立言立功立德,此之谓不朽;希贤希圣希文,人皆可以为”。这些门匾、楹联通过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展现出书院所追求的育人目标。

宿舍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活场所,辅导员驻楼制的实施、导师深入书院辅导等举措改变了传统的“一个门卫看管一栋学生公寓”的方法。把通识教育融入宿舍管理与学生日常生活之中,集育人、服务、学习、生活于一体,这是书院集中住宿的优点。书院管理的宗旨是为学生提供比较人性化的服务,各书院内部的布置各有特色,与书院的名称及主题相吻合,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人文关怀。学生宿舍的功能发生了变化,宿舍内部也反映了不同的寝室文化,文理倾向不同的学生和谐共处,逐步学会了如何沟通、协商、理解、尊重。[10]

复旦大学各书院均实行社区化管理,全力为学生营造“家”的温馨氛围。以任重书院为例,任重书院公共空间由学生自我管理委员会公共事务中心负责管理、运营与维护,并招募管理员团队,由学生自我管理委员会公共事务中心负责出借,面向全校学生。任重书院公共空间功能多样丰富,设备完善齐全,既有阅览室、咖啡吧、健身房、瑜伽房、经典研读书屋、自由讨论室、建心房等特色空间,亦有与PC Service、复旦英语角、古琴社、光华文创工作室、书画协会、版画与家谱制作中心、TECC、复旦诗社、古诗词协会等多个组织和社团合作的社团空间。书院空间分为:指定时段开放使用空间、全时段开放自主使用空间、出借活动室、功能活动室四类。

3.书院与学院的关系

复旦大学在保持书院独立地位的基础上设立了学科性学院,书院与学院并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运行模式。

在复旦大学中,书院不承担教学职责,而是一个师生共同生活的社区,为学生提供完备的设施和全面的辅导,与负责专业知识教学的学科性学院相配合,共同进行人才培养。首先,学院是按照专业组成的学习实验教学机构,而书院是学生住宿、生活、成长的场所。学生入学时根据专业划分进入各专业学院,同时又进入其中某一个书院。其次,学院负责“学科为本”的专业教育,提供知识、技能和素质训练,而书院负责“以生为本”的第二课堂教育,激发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适应社会和工作环境变化的能力,拓宽视野。再次,书院和学院的目标是一致的,书院通过提供非形式教育(即非课程形式),可以有效配合专业教学,通过开展学术创新及文化活动,实现学生文理渗透、专业互补、个性拓展,鼓励不同背景的学生互相学习交流,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要,最终促进学生的素质提升和全面发展。[11]学院和书院协同育人的制度,很好地协调了“专业教育”与“第二课堂教育”间的关系,学生既能从学院中学到各种专业知识,又能在不同书院进一步完善自我,完善人格培养。

三、“习苑制”与“书院制”管理模式的区别与联系

“习苑制”和“书院制”成为我国当前开展通识教育高校的两种校园管理模式,虽然它们的名称内涵不同、管理模式不一、实施现状各异,但两者在教育理念、师生关系、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目标上高度契合。

(一)“习苑制”和“书院制”的区别

1.名称内涵不同

“习苑制”与“书院制”既高度契合,又有所区别。当前国内高校的书院多以学校知名学者或知名校友命名,如西安交通大学彭康书院以交大西迁时老校长彭康名字命名、文治书院以老校长唐文治的名字命名,复旦大学五个住宿书院分别以老校长的名或字命名,志德书院纪念复旦创始人马相伯(名志德)、克卿书院纪念上海医学院创办者颜福庆(字克卿)、任重书院纪念解放后复旦第一任校长陈望道(字任重)、希德书院纪念复旦历史上的首位女校长谢希德。书院按学校的住宿区域划分,按学科交叉和大类融合的原则统一安排不同专业的新生住宿,物理空间相对独立,书院有常住老师,随时解答学生疑问。书院既是实现文化育人的住宿园区,也是师生共享的公共空间,更是学生实践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全面综合发展的平台。

习苑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行要求来命名,如湖北大学通识教育学院下设的正心苑、崇善苑、润德苑、里仁苑、明志苑、立学苑、思睿苑、习坎苑、求索苑、笃行苑、弘毅苑、思齐苑、明俊苑等,蕴含着习苑重视学生德行,注重知识与实践知行合一的诉求与期望,本质上有别于书院的特殊文化需求,相比书院更加强调习得、养成。习苑根据自己的特点进行文化氛围的布置,尽量体现习苑的特点,突出习苑的特色,同时注重“家”的温馨,年年累积传承精益求精。例如湖北大学通识教育学院的里仁苑在公共场所的墙面上张贴评选出的每届学生的优秀画作,润德苑悬挂优秀学长的经典语录和事迹图片,明志苑陈列历年学生的手工制作、获奖展示等等。让学生走进习苑既能找到一种家的归属感又有强烈的责任感去爱护习苑的一桌一椅、一草一木。为了能在习苑留下自己的精彩作品,许多学生在专业学习上更下功夫努力赶超。

2.教学场所不同

从目前国内实行书院制管理模式的高校来看,书院坐落于不同的地段、不同的校区,多数都有自己的寝室、食堂、体育文化设施,学生大多和本书院的同学共同交流、活动,书院与书院之间相对独立。而习苑不设单独的寝室、食堂等设施,更好地促进了各习苑学生学习、生活的自由和广泛性,鼓励学生在学习、生活中更广泛地与各个学科专业的同学交流,更加注重不同学科专业的交叉渗透和不同生活背景的交流。习苑制管理模式在教学上特别重视实践教学,如湖北大学通识教育学院将课堂教学作为知识学习的主阵地的同时,也将社会实践教学作为重要着力点。任课教师组织学生走出课堂,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如民法学任课教师带领学生观摩法庭开庭,自然地理学教师带领学生观摩中国地质大学博物馆,近现代史纲要课走进辛亥革命博物馆。该院在校区内给每个习苑划定区域设立“习苑林”,让各习苑学生既有习苑内在归属感,又有“习苑林”这一学习的自由空间;既有课堂知识的学习,又有在“习苑林”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

3.教育内容不同

“习苑制”管理模式强调学习与生活紧密结合,既培养“通才”,又培养“专才”。习苑的成立基础为“素养砺练与专业学习”紧密结合,既负责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又负责学生专业知识学习,既立足于学生“第一课堂”的专业学习,又重视学生“第二、第三课堂”的素质历练,充分保证不因重视学生的“软技能”而忽视学生的“硬知识”。这样不仅使得极大多数学生成为“通才、全才”,也有效保证了学生中专业造诣特别突出的“专才”得到应有的发展。书院更强调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而将专业教育几乎完全交给学院,以致于形成“书院管生活、学院管教学”的“学习与生活二分”的学生管理模式,可能导致学院和书院衔接不畅,学生在生活习惯和专业学习上整齐划一,个性发展不足等问题。

(二)“习苑制”与“书院制”的联系

1.教育理念

在教育理念上,“习苑制”和“书院制”都强调学生综合素养的全面提高。书院制贯彻“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以学生发展为目标,以文化教育平台建设和校园文化活动开展为主要手段,通过非形式教育、多元文化交流和社会实践活动,丰富高校教育文化资源,弥补学科专业教育的不足,实现高校全方位育人的教育影响,以促进大学生的社会性发展和综合素质提高。[11]习苑制在传承书院制教育理念的基础上,坚持学生广泛学习,学思结合,忠实实践,知行合一,在实践中强化人格塑造、知识获取和能力锻炼,促进学生在“科学基础、实践能力和人文素养”诸方面融合发展,力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12]

2.师生关系

在师生关系上,“习苑制”和“书院制”都提倡构建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鼓励学生自学,辅以教师的指导,形成师生之间的良性互动。书院制教学以学生自学为主,采取疑难问答的形式,教师加以辅佐。通常由一名学生就某一观点发表意见,再组织其他学生讨论。书院允许不同学派自由讲学,各派思想可以在此自由争辩,这种百花齐放、兼容包并的思想乃是书院的精髓所在。正因为有各家理论的争鸣,才有文化学术的繁荣进步。习苑制建立班级学业导师制和专业导师制。由通识教育学院负责,把所有大一新生按照30到40名左右的规模组成一个自然班,由辅导员担任学业导师,负责大一学生的生涯导航、学业指导等,由学科性学院选派专业教师担任学生专业导师。习苑负责搭建导师与学生的交流平台,通过师生关系的重新准确定位,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在“习苑制”管理模式下教师作用的最大发挥和学生自治的充分结合。

3.课程设置

在课程设置上,“习苑制”和“书院制”都并未将眼光局限于第一课堂,专业学习之外的生活、活动都十分重视。书院制管理模式下,书院生活即为学生成长的第二课堂,学生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熏陶心智、提升能力、培养情商。第二课堂的书院生活既是对第一课堂课程教学的补充,又是对第一课堂课程教学的升华。一方面,第二课堂的书院教育融学习与生活为一体,不但可以巩固和加深学生第一课堂所学的课程知识,而且能促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拉近大学与社会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学生通过第二课堂灵活多样、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书院生活,更容易接学院领导受第一课堂所学的课程知识。同时,文理渗透、理工交融的书院生活更有利于学生主动参与、拓宽视野、提升能力。因此,要培养充满自信、富有责任、敢于担当、勇于创新的大学生,必须将第一课堂的课程教学与第二课堂的书院生活协同起来。[13]习苑制管理模式注重通过习苑名称建立相应的文化体系和制度,努力构建“打破单一专业,提倡学科交叉”的学术研究氛围,建立以培养“崇文化、尊德性、重理想、能担当的杰出本科人才”为目的的校园文化,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经典文化、中国现当代文化与西方现当代文化、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有机融合。各个习苑不仅负责指导学生日常学习工作和生活,而且重视“第二课堂”“第三课堂”的实践活动,真正体现专业教育与人格素养相结合的通识教育理念。[14]

四、“习苑制”与“书院制”管理模式的独特优势

“习苑制”与“书院制”作为两种不同的管理模式,都在具体实践中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对于促进高校学生的全面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二者存在差异,各有其独特优势,同时二者也存在相通之处,均以培养学生完善的人格、自主学习能力、探究式学习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为目的,以课堂教学、课外活动为主要方法,突破了传统教育模式的强塞硬灌,为师生建立起良好的情感基础,从而起到了发挥人的潜能,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作用。二者的相通之处正彰显了其在高等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所具备的独特优势,对通识教育学校管理的改进和完善具有借鉴意义。

(一)注重学生人格和社会责任感的养成

受功利主义等思想的影响,现代大学教育抛弃了价值关怀和灵魂卓越的理想,忽视了学生健全人格和社会责任感的养成,取而代之的是知识的实用化和精神的无操守。如此教育理念下培养出来的所谓人才必将没有灵魂。我国古代书院注重“完人”教育,培养学生既有勤学善思的求知精神,又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即所谓“以传道而济斯民”。习苑制建设继承和发展古代书院“尊德行而道问学”的教育理念,将学术研究、知识传授与人格教育、品行修养有机地结合起来,其人格教育的核心就是将学生培养成为合格的“社会人”,在社会活动中树立正确的“三观”。我国当代高等教育应当坚持和发展这种“完人”教育的理念,培养学生以德为先,不仅精通专业知识,更具有健全的人格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超越专业化教育的局限,文理渗透、理工交融,以共同生活作为教育形式;打破传统教育中重智育、轻德育,重培训、轻培养的格局,彰显重思想、重品德、重人文、重情智的特色,创建一种将“第一课堂的通识教育课程与第二课堂的非形式教育”融为一体的全新的大学通识教育模式体系。[15]

对学生的人格教育,一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知识教育和体验教育。知识教育是以课本理论的形式,让学生学习并掌握“健康人格的定义”“健康人格的表现形式”等知识,可通过“通识教育自由选修课、通识教育指定选修课、跨学科专业选修课、专业计划必修课”四类课程实现。体验教育是通过实践教育或者体验式教学,帮助学生内化知识性人格教育的内容,并进一步掌握“发展健康人格”的途径和方法。

(二)重视博通互融的通识教育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思想的融汇成就了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春天。近代中国学习西方高等教育出现“大学教育严格分院系分科、直线上进、各不相关、支离破碎之流弊”[16],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教育家钱穆先生在香港新亚书院的课程设置方面,提倡继承古代书院“智识贵能会通”的通才教育模式,强调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主张“一切课程,主在先重通识,再求专长”[16]

历史和实践证明,只有广博地吸收各学科知识,才能实现自身更好的发展。当前通识教育课程在传统的学院体制下容易成为内容浅显的花瓶和点缀,难以真正达到预期效果。学校应大力营造开放、兼容并蓄的办学氛围,重视通识教育,除设置“通识教育自由选修课、通识教育指定选修课、跨学科专业选修课、专业计划必修课”四类课程外,还有针对性地邀请哲学、艺术、社会、文化、科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开设论坛或作专题报告,开阔学生知识面和学术视野,接触到人类各种优秀文化成果,提高文化品位。开展公益项目、志愿者服务等实践活动,促进学生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知识,学会互相尊重,包容他人,学会与他人合作,增进团队精神,并通过实践当中的自我反思,启发自身的感悟,塑造完善的个性和心理。进而促进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的均衡发展,以健全的人格、丰富的知识、过硬的能力,融入社会迎接挑战。应提供非形式教育(即非课程形式),打破了“专业视域”和“知识视域”的局限,弥补规模化专业教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忽视,推行包含历史、哲学、宗教、道德、艺术等人文学科在内的通识教育,实现学生文理渗透、专业互补、个性拓展,鼓励不同背景的学生互相学习交流,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要,最终促进学生的素质提升和全面发展。

(三)构建师生融合的学术型生活园区

古代书院师生融合的学术型生活园区是培养“完人”的重要依托,当前高校学生生活园区建设应当合理继承和发展,不仅为学生提供简单的寝室,满足学生身体休息的需求,更为学生提供讨论室、活动室、资料室等学术交流的场所,满足学生的学习和交流的需求。这有助于学生寝室集体生活的适应和社会公德的养成,也有利于学生在寝室区就近组织和参与学术研讨等活动,增加了学生参加活动的便利性,降低了学生的活动时间成本,提高了学生参加学术活动的效率和效果[2]。辅导员和学业导师也安排固定时间到学生习苑生活园区与学生进行学术探讨和学术交流。同时,部分通识教育课程也“生活园区化”,通过在生活园区开展研讨会、学术沙龙等形式,邀请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把知识带入生活园区,带进学生的日常生活。

(四)营造兼容并蓄的校园文化氛围

大学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主体。然而,当前高校学生往往只是校园文化的接收者,校园文化建设的主体作用发挥远远不够。学校应营造文化氛围,为学生自主发展服务。通过公共设施建设和文化标识打造,建立特色鲜明的文化教育平台,形成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文化社区,为学术事务和人才培养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力。学生社区文化、大学生文化活动平台和文化教育环境的形成,能够有效落实“以生为本”的办学理念,围绕学生发展、尊重学生需求,调动学生参与校园文化建设,使大学生成为校园文化建设的主体,为校园文化建设注入活力。

(五)注重学生自主精神的培养

自主精神是习苑制和书院制两种校园管理模式共同倡导和秉持的,其首先体现在自主学习能力方面。胡适先生曾说:“书院之真正的精神惟自修与研究,书院里的学生,无一不有自由研究的态度。”[17]自主学习有利于学生进行个体知识的建构。经过一定时间的自主学习,学生会深入地掌握知识,科学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并在思考之后再带着疑问向老师请教,把“教与学”的教学关系变成“知识交换”的教学关系。学生如果不认同老师的观点,可以另辟蹊径提出自己的观点,在此过程中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这种方式鼓励和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并且在不断地讨论交流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现代教育可营造宽松和谐的课堂氛围,选取学生感兴趣的知识点或一些相关案例来组织课堂讨论,适时加以引导,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以此培养学生探究式学习和自主学习的能力。

自主精神也体现在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能力上。学校可以依托学生自育组织为学生提供锻炼这些能力的机会。例如湖北大学通识教育学院从各习苑选拔品学兼优、踏实能干的学生组成自我养成教育委员会,让自育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习苑学生日常文娱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在老师的引领和指导下,学生通过自主管理,从自律走向自主,从自主走向自立,从自立走向自信,从自信走向自强,最终走向自如,即能够灵活自如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并推动个体和社会的融合发展。再如复旦大学每个书院都有一个学生自我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全部由学生组成,可以自由组织各类社会活动,也可以民主决定自己书院的风格、特色,自行设计和管理书院的公共空间。